The following paper was for a class on contemporary art criticism in China. It discusses the two articles “Globalization” and “Observations on and Predictions for ‘After Postcolonialism’” by Gao Shiming. The conclusion includes some of my own analysis, but the content is generally the same as the previous two “Readings” on Gao. (Going along the Silk Route this summer, but if I get some time when I’m back, I’ll translate.)

2010年7月

英国的左派文化批评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评论著名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的新书《在俗丽的超市里》时，描述了后殖民话语的特征：“在某处，一定存在着给一本后殖民批评家准备的手册，里面的第一条是“以拒绝后殖民主义的整体概念为开始。”

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高士明在开始他的后殖民批评家之路时，则选择了一个很正确的方向。在2008年，高士明担任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的 “与后殖民说再见”的总策展人，本文中，我将探讨他在该展览的画册中所撰写的策划人文章：《“后殖民之后”的观察和预感》。

全球化的困扰

作为大展背后的观念和理论的先行本，三年展的重要文章之一《读本一》，本人将对高士明与许江合编的文章《‘全球概念’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境遇——写在卡塞尔文献展艺术策划人访华之际》（2000）进行概述 。此文已在不同杂志发表过多次，并且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上述文章认为，后殖民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艺术家需要在多文化的平台上展示出自身的创造力。二人的争论围绕了2000年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艺术总监奥奎（Okwui Enwezor）和六位国际知名艺术批评家、策划人杭州的杭州之行进行了讨论。他们第一站是中国美术学院，第一天的讨论会上，他们就问道：“西方意味着什么？”

杭州的学者原本希望奥奎等人会问到中国本土的艺术状态，但恰恰相反的是，他们好像只对中国本土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反射镜而感兴趣。当被迫地被推到了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中后，作者二人开始在文章里进行解构，对后殖民理论的建立在中国为什么无效的说法进行阐述。

首先，他们认为中国与有过殖民历史的国家是不同的，中国艺术家经历的是一种“非西方的西方化”，这点与其他后殖民国家的“反西方的西化”有所不同，中国从一开始对西方的接纳是积极的，自愿的，这一过程是“以反省本民族文化为目的”的。第二，与后殖民国家的“防御的现代性”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性是“反思着的现代性”，其本质是为了本土文化进行深刻批判与再认识。

西方的“全球化”概念与艺术界对身份的认同和对独特性、本土性、差异性的重视不一定是本土艺术界所关心的话题，但是这些因素引起了西方艺术界对“身份”、“他者”以及多文化主义的讨论。 策展小组从来没有提出最相关的问题：后殖民的话语究竟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文化语境？

他们在中国的艺术界寻找“文化他者”的“沉默声音”；知晓这点的艺术家会提供这个“声音”，通过利用中国文化符号和政治意象，来满足“西方人的猎奇之心”。但是对民族符号的过度关注也会导向保守主义甚至原教主义；“玩世中国”对全球化的文化想象也将可能导致缺乏“中国经验”的人对中国的艺术在文化层面上的误解。实际上，中国的艺术家正在尝试用非传统、非艺术的因素来进行艺术创作，而“中国文化界渴望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去寻找、思考和创造…”

但是在市场与全球化的统治下，“中国性”变成“‘中国性’是一个早已被设定好的角色，它所佩戴的是一个扭曲了的他者的面具。”因此，真正“沉默的声音”是中国艺术家深度反思自己文化的声音，在这种反省与探讨中，他们无需被迫去表演自己作为中国文化他者的角色。

《全球概念》对后殖民理论作为批评的话语的解释很浅淡的，至少没有展开它在西方的话语的广泛的引用。文章全然的拒绝此“西方”话语，好像因为是“西方”的而被排斥，它用后殖民来解释中国与西方艺术价值观不同的问题，但是没有进行深刻的讨论，因此《全球概念》有它所批评的对象（国际大型艺术展览）它作为“艺术批评”不太成立，而更像是一种宣言。虽然作者说中国不是“反西方的西化”，我认为者文章本身宣传的是某种反西方的意义。

与后殖民说再见

高士明在“与后殖民说再见”展览的工作显然地对后殖民作为一种广泛的话语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试图超越后殖民话语对艺术的已有启发，从方面讲，高士明也推动了后殖民理论本身的发展。

他的基本论点是这样的：我们在“后殖民之后”寻找一种全新的艺术话语，同时丢弃了对艺术政治化和身份的认同，寻找一种新方法的构建，以此来探索当代生活存在着的复杂关系、媒体和现实模式。

那么，我们（我认为高氏指的是中国以及西方）为什么需要与后殖民说再见？第一，中国的情况是特殊的；它的“双重殖民”（西方与反西方的殖民、技术与乌托邦的殖民）历史很特别，而且文化大革命在人民的记忆中留下的伤痕比‘殖民的记忆’要严重很多——中国艺术家的“反抗”的是自己的新传统本身。第二，它不仅仅没有殖民历史，它的后殖民话语更没有现实的基石，因为中国二十世纪的主导话语是“东西文化之争”。不管中国艺术家是否意识到这些，一旦他们参与了国际展览，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推到了这种话语与后殖民打造的“观看制度”中。接下来是高士明在《全球概念》所谈的一些问题。

这个后殖民“观看制度”作为一种机制“就像一张网，只打捞起它能够并且愿意打捞的东西。有时候，它甚至转化为一种创造机制…。”后殖民主义也构成了一种“话语政治”，和艺术的政治化一起，沦落为这一话语的两个可悲的后果。 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的目的是打捞出后殖民之网打捞不出来的艺术，对多元化文化与后殖民不可能达到的领域进行探讨。

不能后殖民，那么，“后殖民之后”意味着什么？

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分析，后殖民进入中国后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后殖民在中国太接近于“新保守主义”正如徐贲所说的：“中国的后殖民批评的核心是本土性的，而不是反压迫的，或者说它只是反第一世界的话语压迫而并不反对国内本土的文化压迫”，后殖民在西方是左派的形象，而进入带有左派历史的中国时，却变成了“文化‘左派’的敌人”，只好说“再见”。

高士明对“后殖民之后”的预言是一个“媒体殖民现实”、“虚拟殖民现实”的预言。这不再是回归与寻根，不再是围绕这种回归所产生的焦虑，而是一种新型的殖民化，高举出了新西兰整个国家已经开始了“角色扮演”的例子，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指环王》三部曲的地名开始代替新西兰本地的名字。而《全球概念》所批评的对文化身份的强调则这样认为，“在后殖民之后，“身份”只是文化资本和政治游戏的一条假肢。”

后殖民之后的艺术是什么面貌？曾经的“后殖民主体”如今正建立一种崭新的当代文化，它将全球资本、公共文化、大众媒体与艺术实验结合在一起。因为当代生活发生在很多不同的并行存在着的领域，我们不可能回到记忆中的“历史”或文化的“根源”中去，即使想回去也回不到，所以只能向前走：“在后殖民之后，历史处于未来中。”

今天，在“后殖民之后，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清理或者逃脱目前这个过度政治化的国际艺术现场。”后殖民之后的多种现实与多元历史已变成了切身的生命经验，这也为艺术家开创了新的空间和新的创作可能性。从而，如果后殖民关注的是“归根”的焦虑，在后殖民之后，我们感受的则是一种“创造的焦虑”。

展览的国际主义的系统导致了“文化身份”、“多元性”、“差异行”、性别的广泛讨论以及具有表演性的“文化他者”的艺术的出现；网络生存、远程监控、实时技术等是我们当代感受的身份体验，这些将会出现在作品里。 看以下的吴山专《黄色飞行》的介绍是唯一高士明讨论的个案。

吴山专的《黄色飞行》（1995）

吴山专和他的观念作品《黄色飞行》是该文中唯一被全面探讨的艺术家与作品，高士明认为这部作品是一次“充满狂想的游行”。在这部未实现的作品中，艺术家从北京起飞，在全世界的国际机场转机，最后一站是香港。如果真要执行计划的话，需要几年的时间才可能在每个机场停留一次。 香港作为一个介于“国际”与“国内”之间的特殊城市，加上自身的复杂性，在起飞的时间（1995年）时，它的身份尚且还是一个殖民地，但是全部行程结束之后，它已经变成了“后殖民”的状态。这也就是

后殖民在中国所处的岌岌可危的位置

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指出过，《奥德赛》（奥德修斯归来的故事），在归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从而我们知道，历史的叙事也许先于历史的发生本身而存在。在后殖民之后，回程也最后只能是个迷途，因为目的地已经不存在。我们的当代世界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它没有疆界：“因为起点和目的地都已不复存在 ，而每一次中转都将是一次抵达”；按照这逻辑，创造也必须是不停寻找、持续叙述的一个过程。

后什么？读完的后感

《“后殖民之后”的观察和预感》，讲述展览的内容或艺术家，而是作者在强调自己提出的“后殖民之后”概念。这种与后殖民的告别暗示着一种对后殖民话语的批判。这批判的根子源于2000年的《全球概念》，而反映在2008年广州三年展的策划策略脉络，但是这文章里没有展开需要丢弃后殖民的讨论，只是介绍“后殖民之后”意味着什么。它列了 “后殖民之后”的艺术作品的大概性质，但没有提出几个具体方案。 创造“新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必要性

提出在《全球概念》里，而《“后殖民之后”的观察和预感》呼应而提供试验艺术、“后媒介”(post medium)艺术，就是超越审美和传统叙事方式的艺术形式作为“新”的指向，反而是高士明感兴趣的艺术探索。

也许“后殖民之后”的艺术只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现象，因为文章唯一被讨论的艺术品是吴山专的《黄色飞行》，而虽然广州三年展是个国际性的展览他没有提到中国以外的现象或艺术家。后殖民话语在中国从未流行过，与它“说再见”也不浪费感情；西方学者与艺术家应该不那么容易。

后殖民本身和 “后殖民之后”都引起的争论不少， 高士明在第一段落里承认对方的批判：“多元文化主义者会断然指出，这是一种向殖民主义的回归，一种新的‘大国沙文主义’。”再想，两篇批评文章的实际的批评对象应该是“多元化主义”。 因为我认为，高士明对后殖民的批判与不满，倒非常像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就像伊格尔顿所说的，所有后殖民批评家 “以拒绝后殖民主义的整体概念为开始。”

这里要批评的同样是帝国主义和以西方为中心（Eurocentrism）、对全球化带来的不断蔓延的资本主义“新殖民”的反抗、拒绝西方的演化论与发展观回到循环的历史观的主张———都包括在西方的后殖民话语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