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a CCTV documentary titled “798″, photographer Zhu Yan made the comment: “The factory workers displaced the farmers, the artists displaced the workers, and now…” but the director left out what should have followed, “… the tourists displaced the artists.”

Of course, the myth that 798 is a “cultural production zone” is perpetuated by the mainland media, and almost obsolete industrial patches across China look to the success of 798 as a model of “cultural industry”, a revival area preserving the remnants of an industrial past, but where creativity and commerce can meet to copulate and produce healthy economic offspring.

While that may be a lovely image, the fact is, there is some truth to it. The documentary is a rather sobering look at the quickly vanishing former life of “798″––Factory 718. In the 1950s it was a state of the art center of production, a place of national pride, and a household name that symbolized a better future. Workers were hand-picked for their class background, plucked from the fields and clad in blue to make radio electronics, among other classified military gear; they worked with some of the most “avant-garde” technologies of the day. Military components aside, none of this sounds unfamiliar with the tourist “cultural production zone” we know as 798.

Fifty years later, the changes are incredible. In the five-part documentary we meet laid-off former workers who are now janitorial staff, and the dwindling industrial staff (once more than 10,000, now less than 3000) tells stories of the past: homes of the newly-wed were furnished with a bed, a desk and a cabinet (many had never had their own bed), 8 hour shifts were followed by night school, and infants were picked up from an parking-lot sized nursery, while not-yet school aged children were locked in the one-room apartments while their parents “struggled” to build a strong China. “None of this was looked at as strange,” comments Ms. Gao, who still works in th ecomplex. Her last student, Ding Ding, a young worker and his very dour wife are filmed in their run-down apartment; his 700 RMB monthly salary is barely enough to feed them. I don’t think I can stomach buying a substandard 35 RMB coffee there ever again.

With nary a men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the series is a historical and grimly patriotic portrait of a very different 798; it was filmed in late 2007/early 2008.  The CCTV site has photos and some historical background here. I thought of an article translated last year for the Timezone8 book “Beijing 798 Now” on the former incarnation of Factory 718. It is especially interesting to read how earthquake standards in construction had to be enforced by the East German engineering team. Its a long article, but has some interesting facts. For Chinese, switch languages on upper right.

从718到798

李洋

北京东北部的大山子
地区在半个世纪内已经历了两次命运的转折：50年前，平地而起的718联合厂让它闻名全中国；现在，798艺术区的崛起则让这片土地带着“复兴”的荣耀蜚声海外。
718有着显赫的身世和近乎传奇的经历。“一五”期间，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专家的援助下，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建起了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718 联合厂）——我国电子工业的摇篮。当初，798只是联合厂的第三分厂，而现在这里已成为北京市、朝阳区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和中关村电子城创意产业 基地之一。
现在，798内标志性的包豪斯建筑群依然耸立，它们保留着一个城市的工业记忆，而从718到798的变迁，则记录了城市产业调整的轨迹。

718的诞生
1951年4月，中苏第二届商务谈判在莫斯科举行，我国请求苏联援助建设156项重点工程的议题摆上桌面，但请求苏方援建我国无线电电子工业基础的想法却意外落空。
“如苏联对无线电零件不能承担，亦可至东德一谈……可以作为军事贸易付款计算批准。”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下，这张无线电零件厂的寻购单从莫斯科辗转到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活动的中国赴柏林第一届贸易代表团手中。这里所说的无线电零件厂就是后来的718联合厂，它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外方援助建设重大项目中的第157项。
不久，柏林代表团成员之一罗沛霖开始了只身一人在东德考察、谈判的旅程。当时，他刚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回国，时任电信工业50局科技处处长。德方非常重视这张寻购单，在专家那格勒的陪同下，罗沛霖转了近十几个城市的工厂和研究所，考察了上万种规格的产品。
“技术方面一个钱不要，只收一个设备钱，但也没人讨价还价”，东德方面的友善让罗沛林十分感慨，他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德国专家曾说了句“我们花了10年搞的，你们一天就学会了”。最后，罗沛霖确定引进18家单位的80多个产品，初步核算竟需1万4千亿元（货币改革后为1亿4千万元）。
机械设计上，德方专为718联合厂组织了一个小组，建筑则委托给尊崇魏玛包豪斯学校 主张的德国德绍设计院。在718，无论锯齿形厂房还是其他外形相对普通的厂房，都是包豪斯风格的作品，无不服务于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多年以后，美国建筑界人士来到798艺术区，发现这里竟保存着世界最大的包豪斯建筑群。
1953年10月，国家计委批准了罗沛霖带回的工厂计划任务书。12月，东德无线电与电话工业局局长黑格曼和5个助手带着718的初步设计方案来到北京。半年之后，初步设计终于得到批准，718的建设正式开始。从一箱图纸到一片工厂，718的建设者们经历了1000多个不眠不休的日夜。

来自东德的援助
占地64万平方米的718选址在北京东北郊的大山子，这里既是城市的边缘，也属重工业基地。虽然这块洼地不便于基建，但由于人烟稀少，征地异常顺利，32元/亩的征地价格与当地海拔高度数恰好相同。
按照设计，718将分为6个分厂，包含3个生产厂区、１个动力厂区、１个辅助生产厂区、1个研究所。
为了配合718的建设，德国在柏林建立了一个由副总理厄斯纳（Osner）挂帅、44个院所和工厂的专家组成的71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以提供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1954年深秋，第一批德国专家来到北京。他们在工地的办公室就是一间有地板、能生炉子的工棚，直到1955年才专门有了一间屋子用来做饭。
在漫长的建设过程中，中德双方也曾存在分歧。第一次较长时间的争论是关于工厂的抗地震等级问题。德国专家坚持工厂抗震强度设计应在8级以上，而中方和苏联专家都认为有6至7级就可以了，双方僵持了很久。德方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发现北京历史上曾发生过接近8级的地震，最终抗震级数被定为8级。
为了坚持这个标准，德方提出要使用标号为500的建筑用砖，但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技术。德国专家无私地在南湖渠帮助中国建造了两座专用砖窑，每一窑砖都要经过强度测试，不合格的不用。1976年唐山大地震，718所有建筑安然无恙。此后，北京其他建筑的抗震级数都提高到了8级。
另一次激烈的争执是关于地下人防工程的设计。在德方设计中，主要建筑地下都有人防工程，像狭长的胡同，只有两三米宽，胡同的墙壁有1米多厚，墙体两侧还有备用出口。718首任厂长李瑞回忆说，德方专家当时认为“这样战争来时，即便是轰炸，也只能炸一个点，不能炸一片”。但苏联顾问认为这样的设计太浪费，李瑞就出面与德方总工程师范非博士(Dr. Pfeifer)商议。范非听后板起面孔，厉声问：“厂长李瑞先生，这建议是您所提的吗？我不相信！是谁提出的，您清楚，我心里也明白。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者，但我们的设计是正确的，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任的。”后来，上级决定仍按原东德设计施工，不再变更。
718厂区中建起的第一个建筑物是总仓库，第二个建筑物就是四分厂包豪斯风格的锯齿形厂房。锯齿厂房的窗子全都朝北，以保证室内一天中光线的均匀恒定。德国人称这种光线为“天光”。锯齿厂房的屋顶是弧形的，叫“薄壳屋顶”，最薄的地方只有6厘米。
承担718施工任务的北京建筑工程局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原来只会盖和平里一带那种二三层的民居，对于德国专家要盖的工厂，他们束手无策。为了让工人明白怎么建弧形屋顶，德国土建工程师劳力希还特意用木板搭出一个1：1比例的壳顶模型。
盖厂房时正值盛夏，劳力希带着翻译们爬到屋顶督战。与劳力希搭档过的四分厂建设工段长肖承何回忆说：“屋顶很热，他站在很窄的木板之间，指挥浇筑混凝土，警卫和我们都提心吊胆，生怕他摔下来。”
建厂时还出现过一次险情。一天深夜，四分厂锯齿形厂房西南角柱基出现流沙，挖一锹，地下水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来，填进很多水泥也制止不住。工人们深夜打电话到把劳力希找来。他现场指导用干混凝土直接往坑里灌，直到地下水上涌的力量和混凝土的压力平衡才把流沙止住。后来，这一招儿还被工人用在了西直门地铁施工中。
718的建设，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不停工。冬天的北京零下16摄氏度的天气很常见，劳力希担心过低的温度导致钢材变脆，吊车出现危险，就教会工人使用一项德国专利——台尔曼蒸汽养护法，用蒸汽养护混凝土，保证工程能顺利进行。此外，他还频繁组织义务讲座，并且常常走出718，办到邻近的774厂去，令很多年轻人获益匪浅。劳力希学历并不高，但他以技术和人格获得了工人们的尊敬。1956年，当劳力希完成使命准备回国时，老二建的工人自发去给他送行，赠给他斧子、刨子等工具，纪念一同战斗的岁月。
2007年9月，798创意文化节暨718厂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开幕时，79岁的贝克和80岁的多布拉斯受邀回到了718。多布拉斯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搭档董贻中还活着吗？”一见面，两人就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样热烈的举动在当年分别时都没有出现过，如今七老八十了，表达感情反倒更外露，似乎只有这样直接简单的动作才能补偿长久的思念。“工作很复杂，但董在我们德国工厂实习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之间也没有很大的差距。”多布拉斯最近一次回718是1998年，当时他曾工作过的三分厂里，烧磁性材料的大窑炉尚未拆除，运行得非常好。“你们是不是换新的了？我们德国工厂的那个窑炉早就破旧得不行了。”多布拉斯很欣慰。贝克是高频磁性材料铁氧体专家，他来718时28岁，才刚刚结婚，谈到当时中国的建设，他感叹道：“到处都是人们在劳动。是中国人的热情，让这里变得如此美丽。”

中国建设者
718的中方建设者是一支年轻、激情、强悍的队伍。最初的筹备组组长、联合厂首任总工程师罗沛霖开始为718奔波时才38岁，曾留美学习，后成为两院院士；首任厂长李瑞原是张家口市副市长，33岁；筹备组副组长、二分厂的总工程师秦亦山曾在军委西柏坡工厂工作，加入718时27岁；筹备组计划小组组长、一分厂总工程师王思齐从天津电工西厂来到718时27岁；负责协调718建设过程中各种关系的北京市委工业部军工处处长韩伯平，参与718建设时也只有27岁。很多大学毕业生被安排到张家口通信工程学院进修9个月的德语，成为718的第一批大学生。
当时北京工业基础薄弱，百废待兴，技术员和技工匮乏，北京市争取718落户的初衷之一就是想壮大产业工人队伍。在从天津、南京、武汉、景德镇等地抽调职工来京的同时，北京、华北、东北以及广东等地几千名中学毕业生和知识青年来到了718，甚至广州和汕头的两所华侨学校也调集了来自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的华侨300人。
为提高专业技术能力，1954年底和1955年，联合厂先后派出两批数十名技术员和技工赴德实习。首批赴德技术员10人，每人负责学习一个产品、一项技术。东德老师们先带着中国实习生把物理、化学、光学等所有实验室走一遍，然后去生产线。首批赴德技术员之一、我国磁性材料方面的专家冯怀涵被带到设计模具的老师傅那里学习。“他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儿，我还没问，他就把所有磁模设计的技术都交给我了”，冯怀涵感叹：“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这项技术让我受益终生。”后来，冯怀涵在德国学习的笔记就成了718相关分厂的专业讲义。

黄金时代
1956年5月，718开始试生产。这时它已经是一个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98万平方米，总投资1.46亿元的庞然大物，除电子管以外，无线电方面应用的一般元件它都能制造。《人民日报》将718称为“我国第一座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制造无线电元件的综合性工厂”。
718厂的运转设计考虑全面，也开始被许多其他工厂效仿。在纸介电容器车间，工作台上安装了一部抽风机，随时抽走焊接产生的刺鼻臭气。不仅如此，718厂的很多做法都符合现代工业理念提出的循环经济。烧煤供热产生的60%的热量用于供热，其余30％则用来发电。此外，718生产干馏煤气过程中产生的焦炭，恰好是774厂的原料，这种回炉再利用，成为工厂之间最早的循环经济。就连工人的生活也从这种循环再利用中获得了乐趣，发电机冷却水被用于职工浴池、游泳池以及在冬天养热带鱼供大家观赏。
1957年10月7日，718联合厂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薄一波副总理为工厂剪彩，中德两国副总理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大批德国专家回国前夕，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晚宴，为他们颁发友谊纪念章，粉红色的授勋证书上写着：“为了感谢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真诚的、热情的帮助，现送给您友谊纪念章一枚。”
离别的惆怅冲淡了开工的喜悦。在那个年代，告别并不豪华和繁琐，大多数人只是互赠书籍，互留卡片。1959年，全厂最后一位特许工程师、60岁的威尔准备乘火车离开时，几个分厂厂长都前往前门火车站送行。“他很喜欢中国，曾经想在中国定居下去”，他的搭档鲍济光回忆：“走的时候，大家都很伤心。在他的字典里没有‘不’字，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从来没推脱过。为了让国产绝缘材料能符合标准，他想了很多办法。”
专家们离开后，718的生产在军用、民用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国庆十周年时，首都十大工程的电声配套系统都由718制造，长安街上所有的音柱也都是718的产品。我国第一代射程6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东风一号”所需要的控制导弹准确度的部件积分仪也是718提供的，“东风二号”加速度积分仪亦然。文革期间，电影版《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著名唱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是在录音棚内里通过718提供的一个1m×2m大混响器，产生了空旷的声音效果。
在无线电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718为其他省市建立电子元件三线厂输送了大量人才，并像东德援助中国一样，去援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全厂七八十名德文翻译，也成为全国争相聘请的德文工业翻译人才。
在718建设的同时，大山子地区还建起了774北京电子管厂、738北京有线电厂等大型现代化工厂，国营棉纺厂、南苑机场等也都在建设之中。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北京工业总产值到了21亿多，而1949年时只有1.7亿。北京，从此渐渐有了现代工业的印记。

从工厂到艺术区
为更好地管理，1964年4月，第四机械工业部撤消联合厂的原有建制，将各个分厂独立为部直属的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管被半导体代替，原718的部分厂房开始闲置出租。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随着艺术家进入798厂进行创作和生活，718的名字正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798则成了文化创业产业聚集区的代表。和半个世纪前一样，这里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同样的位置和空间，正在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